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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一家削筋面馆的不告而别

今年初夏,我有一阵人很闲心很乱,于是走去位于小拐棒胡同的西府面馆。

那时因为一项众所周知的改造,面馆正要搬迁。面馆主人老寇一脑门子官司。我也一脑门子官司。我吃完面,他收完钱,谁也没理谁,我出门了。

之后我借了把椅子坐在胡同口,7年前第一次买酒的小卖部还在,胡同里路灯黄黄稠稠,涂了一地。初夏况味似曾相识,七年前面馆里狐朋狗友,七年后,一起吃面的人都四散并人模狗样了:只是再见不到。像面吃进肚子,不见踪迹。

老寇走出来说:呦,没走啊,改天聚聚。跟谁聚呢?

老寇是这家面馆的老板,他存了很多顾客的电话,包括我的,但我收到他电话的次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递减。我想老寇也跟我一样,通讯录越来越长,想要拨的号码越来越少。

这家陕西面馆正值它“馆生”的中年,像人历经中年危机, 颓废、混沌,不知何去何从。

开业7年,食客人数似不再上涨,十几平方米的小空间,也不再装载得下多余人数。用餐高峰,这家贴在胡同墙壁上的小馆子,人像没封严的木桶淌出的蜂蜜。

面馆老板姓寇,热衷与人闲聊,法令纹深邃,肿眼泡。他是河北人,娶了陕西媳妇,一个冲动双双辞工,开了这家陕西面馆。

被乡愁勾着鼻子走进小拐棒胡同的第一群陕西年轻人,刚刚开始北漂。他们是恋人、闺蜜、兄弟、同事,总之眼睛眉毛闪着二十出头的光。

老寇与这第一批食客的攀谈,比后来的都情真意切。他的拿手绝活是“削筋”,一种流行于宝鸡、凤翔等毗邻地区的陕西面食。

即便陕西当地人,也不一定清楚这是什么,他乐意给出详解,客人们越赞叹,他越高兴,逐渐吐出秘诀,再拿出从陕西亲戚寄来的黄桂稠酒,最后,脸红脖子粗,房顶的白炽灯透过嵌在胡同灰墙上的玻璃门,渗出光来,映在胡同地上一片惨白。在旁一人料理生意的小媳妇,气得鼓起腮帮,也是脸红脖子粗。

和削筋面需要力道,老寇曾站在小凳子上,靠重力把全身力气注入案台上的面团。他的秘密是和面时打鸡蛋,这秘密,一年后的客人再去求证,他死不承认。

面团尽可能硬,擀得尽可能厚。在闪着灰冷光泽的刀韧下,长短不一的面条迅速分离,散开在案板的各个角落。

这碗削筋面产生的用户黏性难以置信。他们几乎天天来,骑着自行车,从北京城的四个角,按照相同路线,每天汇聚在这里。

刚刚开始的生活,对于他们来讲,是永安里地铁上下班高峰期涌出的蚁群,是国贸耸入云端的大厦,是合租房里永远滴水的管道。

唯有老寇面馆的双开玻璃门最温情,在水泥管道一样的小拐棒胡同深处,红色招牌写着“西府面馆”,推开那扇门,喊一声“内什么,老寇,来碗削筋。”

“好嘞,媳妇又不在家?”

这时如果囫囵哼一声算作答复,老寇就不会来烦你,谁都知道,要是流露出一点“我心情不错”的迹象,老寇的话匣子就开了,而他,好像永远有说不完的话。

来吃面的年轻人笑嘻嘻地听着,身边的人哗哗吃面,聊得投机了,给老寇留下一串串手机号码。我不清楚老寇还记不记得我,但我确实是那面馆值青春期时的一名食客。

后来,我经过那条管道,看到夜晚从墙里透出的熟悉的光,勾起与老寇聊聊的欲望,身边人却说:“这里没地方停车。”关于一碗面的想念,就此作罢。

去老寇馆子吃过面的年轻人,在这北京城里,估计有上万个,而我不再去的理由,可能是他们当中最微小的。

在这北京城里,每天都有恋人不再、闺蜜离散、兄弟反目、同事返乡,那些哗哗响起、痛快吃面的声音,每周都不同,年轻人好起来不分你我,像面团,看起来紧密,被岁月的刀削几次,往各个滚水的锅里一下,很快就四散天涯了。于是,老寇的小屋里,就装满了旧日情绪,一去不返的回忆。

一开始,每个星期,老寇翻出通讯录,挨个给他们打电话。被支支吾吾地搪塞久了,电话便不打了。新的客人同样有年轻人,同样成群结队,老寇笑脸相迎,但不再拿出黄桂稠酒。

再后来,胡同仍是胡同,但玻璃门紧紧闭着,招牌不再。玻璃门却敞着,任暑气一波一波涌进门里,邻居说:红袖标天天来,它搬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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