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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地铁5号线“最后的”乞丐

北京地铁5号线“最后的”乞丐|青客故事

老李行乞时挂着判决书

老李在北京地铁5号线上乞讨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,他对阻拦自己的人说:“我不怕你们,我是地铁老大!”

乞丐

现在每次坐地铁5号线,我都在想,会不会又遇见老李。他还是原来那个样子,寸头、长方脸,盘腿坐在地上,手端着钱盒,一遍遍唱着大悲咒。

我跟老李结识在2015年,源于一次“跟踪”。

那时候,一条“揭秘北京地铁乞讨男”的新闻,把老李送上了“头条”,报道中提到,老李假装是个瘸子,靠乞讨在北京买下两套房。看完这新闻,和很多人一样,我觉得老李就是个骗子。

有网友在微博里爆料,老李被警方处罚后,再次现身5号线。报社的编辑派我跟踪他,最好找到他在北京两套房的住址,彻底曝光。

2015年初夏的一天,按照线索,我守在了在5号线刘家窑的进站口。九点多,老李出现了,他穿着件很整洁的黑色衬衫,背着双肩背,旁边跟着个瘦小的女人,年纪看起来比他还大些。

老李和那女人在售票窗口用残疾证换了车票,两人相互搀扶着下了楼梯。进了站,老李在地铁角落脱下了衬衫和运动裤,换上了一身脏兮兮的衣服,还拿出个装钱的纸盒。

进了车厢,老李垫着个海绵垫、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他靠胳膊撑着、往前蹭着走。背包里的音响放着音乐,老李开始一遍遍唱起了大悲咒。

早高峰的地铁里很拥挤,但老李经过的地方,人们自然地辟出一条道来。每到一个车厢,老李都要念一段开场白“祝各位好心人身体健康”,一趟车下来要重复十多遍。大多数乘客都无视了老李的存在,还有人在他经过时,做出低头看手机的样子,等他走远了,才抬起头瞟了眼他的背影。当然,也有些好心人,真的掏出零钱放到了老李的盒子里。

从刘家窑到惠新西街,中间十多站,跟着老李的那女人一直在车尾等他。下车后,老李把讨来的零钱,一块一块的清点好交给她,女人拿出水递给老李。等新一班地铁到了,俩人又进了车厢。

那天老李来回做了十多趟5号线,说了120多遍“祝各位好心人身体健康”,要到了100多块钱。到晚上六七点钟,老李和女人出了地铁,我继续跟着,想找到他在北京买的大房子在哪里。

结果有点失望,老李和女人最后钻进了南三环外的一片棚户区里,那里大多是加盖后用于出租的简易房,连独立的卫生间都没有。“莫非他心虚,自己买了两套房也不敢住?”我还在揣测着老李的心机。

事多如今,是能正面碰碰了,我敲开门,表明了记者的身份。老李的反应有些出人意料,“你们来了太好了,我正愁委屈没地方说”。

北京地铁5号线“最后的”乞丐|青客故事

行乞前老李会换上破衣服

老李

老李把我和同行的摄影记者让进了屋里,那就是个八九平米的小屋,一张大床,一张桌子,和一台坏掉的洗衣机。把床上的衣服被子推了推,我才有了个坐的地方。

“你也看见了,这就是我的大房子。”老李开始跟我诉苦,他说自己1971年出生在黑龙江,24岁的时候得了视神经萎缩,病情一直没有好转,只比完全没有光感的盲人好一些。说完,他给我看了自己的二级视力残疾证,

眼睛出了问题后,有三条路摆在老李面前:算命、按摩和卖艺。老李认为算命就是骗人,于是最先选择了按摩,但按摩证书始终没考下来,开按摩店的打算失败后,他选择了卖艺这条出路。老李后来也一直这么跟我说,他坚持自己是“卖艺”,不是“乞讨”。

2005年老李来到北京,两年后开始在地铁“卖艺”,他曾经有一段婚姻,但是对方嫌弃他眼疾最终离婚了。现在跟在身边的女人是在地铁上认识的,老李叫她“大姐”。大姐的眼睛也不太好,但比老李强些。 两人一起搭伴过日子,大姐负责照料他的饮食起居,他在5号线“罩着”大姐,让她免受欺负。

老李说两套房子是没有的事儿。“你怎么证明你没有”我追问。

“有两套房我还在地铁里干这个?”老李被我问急了,说自己已经在准备起诉冤枉他的媒体。

在出租房的一番交涉之后,我想要曝光他大房子的事情彻底落空,还不经意地卷入了他的官司里。

第二天,他就打来电话,希望我帮他拟一份起诉书,他打算亲自出庭,为自己辩护。我能想到,一个在地铁里行乞者要告一家媒体侵权有多难。我决定帮帮老李,一方面出于同情,另外也是因为好奇,我想看看倔强的老李到底能走到哪一步。

因为准备打官司的事,我和老李接触多了起来,也对他的生活有了更多了解。我问过老李,如果能帮他找到一份盲人按摩的工作,他愿不愿意放弃地铁上的活儿。老李犹豫了一下说:“如果按摩能像地铁里赚的那么多,我就换”。

在地铁里,老李“生意”好的时候,一天能赚两三百,惨淡时十几块钱也有过。虽然每次都把要来的钱交给大姐,但老李说,多少钱他都有数,大姐蒙不了他。大姐虽然比老李年长,但她从来都没什么主意,一切听老李安排。他愿意跟着老李,是因为有人欺负她的时候老李出手相助。大姐心甘情愿的帮老李洗衣服做饭,老李逢年过节就张罗着给大姐买衣服。

老李和大姐住在棚户区里,上了地铁,有时候一天都不吃饭。这些老李可以将就,唯独对穿着有所要求。他给我展示过他的耐克的运动鞋和阿迪达斯的运动服,衣服好看,他觉得穿出去有面子,有时候干到晚上11点,他也要换身干净的衣服再从地铁里出来。

老李把工作和生活分的很清楚,他甚至每周末固定休息一天。眼盲之前,他喜欢看足球和篮球,但凡有比赛的日子他都早早下班,买一瓶啤酒,回家听着电视里的解说,过一把瘾。

对于以后,他买了一份商业养老保险,每年好几万元。再有几年,保费就交完了,他曾说,那时候他就不会再去乞讨卖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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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李住在一片棚户区里

官司

即使有我帮忙,对于老李来说,打官司也不是件容易事。他视力不好,大姐又是个文盲,整理打官司的材料并不容易。

老李把网上的报道视频刻成光盘,拿家里的小DVD反复播放,几乎把节目里的解说词全部背了下来。他在视频里找到觉得失实的地方,花十几块钱委托打印店的姑娘把这些地方全部打在文档里。

我帮老李写诉状,问他的诉求时,老李一本正经的说:“他们不是说我有两套房吗,那就给我两套房”。他对说自己装瘸也不满意,辩解说,是因为视力不好,地铁上人多怕撞到,才坐在地上。

老李的官司前后历时一年多,我作为旁听,跟他去了两次法院。

即便在法庭上,老李的急脾气也收敛不住。被告的辩护律师如果说了不符合老李心意的话,他拍桌子就站起来,急的涨红着脸反驳。尤其当对方说他是乞讨时,他立马辩称自己是“卖艺”不是“乞讨”,那架势好像要跟对方打一架才行,

法官很无奈,几次停下来问老李:“要不你先说,说完我再审”。

一年之后,老李打来电话,告诉我他在一审中赢了官司。我也就此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,其中最重要的部分,就是澄清了他在北京没有房子的事。

老李一直要请我喝一杯,他跟我说,他买来报纸,让打印店的小姑娘把我的报道一字一句读给他,最后听哭了。但说实话,那时候我的心里挺矛盾的,在报道下面的评论里,批评指责老李声音还是多数,相比于“两套房子”的问题,人们更不能接受他的乞讨卖艺行为。

老李可能并不知道这些,自从官司结束之后,他在地铁里“卖艺”变得更有底气了。

他把判决书、和残疾证都打印出来挂在脖子上,甚至把我的报道也打印出来,谁再敢说他是骗子,他就把判决书和报纸的复印件递给人家一份以证清白。有人拍下来帮他发微博在网上澄清,老李的收入一度有了回升。但他说,最开心的还是挽回自己的声誉。

但我对他“变本加厉”的态度越来越担心,认识了一年多,我知道老李骨子里的狠劲儿。

他曾跟我说过,凡是在5号线上来抢“饭碗”的,都被他打跑了,所以在乞讨卖艺的圈子里,他敢自居是5号线的“老大”。

2013年,一群“同行”拿着棍子找老李的茬儿,把他打了一顿,第二天他就带着铁棍子去“报仇”。老李称自己打架是“拼命三郎”,下手狠,不怕死,赶走那群“同行”,老李就在5号线正式立足,凡有人来到他的地盘,他就得去找人“说道说道”。凡是假装残疾的人,老李见一回打一回。

老李说,自己只打四肢健全的“假乞丐”,而他自己则是眼睛残疾的真“卖艺人”,自己和那些人不一样。

我曾碰见过一次老李犯狠的样子。当时,有一位四肢健全的老太太在五号线乞讨,老李在站台堵住了她,他的脑袋几乎抵在了老太太脸上,用那双被鉴定为二级残疾的眼睛,死死瞪着老太太,像一头发怒的公牛。他一言未发,就把行乞的老人吓跑了。

官司赢了之后,我明确跟老李说:“房子的事情你虽然占理,但你在地铁里卖艺就是不遵守规定。”每次说到这个话题,老李都被我激怒,“我也是靠劳动赚钱的,怎么了?我不去卖艺我怎么生活?”

虽然有这些分歧,老李还是一直管我叫“恩人”,我听的浑身不自在。

老李经常打电话来跟我说他的近况,他说在北京没有别人愿意听他说这么多话。老李的电话不分时候和场合,他甚至跟我说,为了报恩,可以把自己保险的受益人改成我的名字。

这种近乎“依赖”的倾诉,让我感到困扰。再加上他在地铁上的种种行为,我总觉得他很“危险”,还是该保持些距离。我不敢再接他和大姐打来的电话。逢年过节,他都会在微信里发来祝福,我没有再回复。

我和老李又变成了路人,我总坐5号线,有时候听见一阵大悲咒的想起,就看老李挂着判决书从我身边经过。我没有打招呼,以他的视力,也认不出我来。

“我是老大”

2017年初,老李突然频繁打来电话,他还没忘了“报恩”这事,说要给我一个重要的新闻线索作为回报。

我俩又见了面,老李终于如愿请我吃了一顿他老家的杀猪菜。在桌上,还有老李的一位朋友,线索就是他提供的,说是在城乡结合部有一带总有“站街女”出没,里面还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。

饭桌上我才知道,老李官司被告的那家媒体上诉了,二审撤销了一审的判决。被告希望调解,老李要求对方公开道歉。

几天之后,老李打电话告诉我他和老乡闹翻了,俩人大吵一架。他怀疑老乡的爆料另有私心,劝我离他的老乡远一点。采访就此不了了之,我心想,老李还是这个暴脾气,一点没变。

往后的日子,我多半从老李发来的微信里了解他的动向。大姐老家的亲戚来了,他给大姐买了首饰去壮门面,还花钱给大姐的亲戚买纪念品。偶尔他也告诉我,又被派出所的警察约谈了,风声过去之后,他依旧出没在5号线上。

直到两个月前,老李又在网上出名了。有人上传了一段视频,虽然打了马赛克,但我还是认出了那是老李。视频里,有地铁的安保人员在劝阻老李不要乞讨,老李态度蛮横,对别人说:“我不怕你们,我是地铁老大!”

这段视频犯了众怒,老李的那些“黑历史”再次被扒了出来,装瘸、两套房子,甚至有人说,他的眼睛残疾也是装出来的。网上对他是铺天盖地的指责,老李靠打官司赢回来的尊严,这一次什么都不没剩下。

没多久,我就接到老李电话,他没开口,我先反问“听说你是5号线老大?”。老李有点后悔,“我这急脾气你还不知道,我就那么一说”。

老李想着着避避风头重返5号线,但这一次,地铁安保把他盯得紧紧的,派出所的领导也找到他“深谈”,劝他这次必须离开。

甚至老家的民政局都来了北京,老李向他们开出条件,说只要给他找一套廉租房和一份工作,他就愿意回东北老家。

7月初,老李打来电话辞行,他说民政局答应了他的条件,“政府这么关爱我,我再闹就不是事儿了”。他不忍扔下大姐一个人,也准备把她一起带回老家。临行前,老李想约我再喝一次酒,那时候我正在外地采访,没见到他最后一面。

老李走后,5号线上很难再看到新的行乞者,地铁专门在车厢里配备了安全员之后,老李的“地盘”可能不会再属于任何人了。

前两天老李又联系了我,他说自己的“小算盘”落空了,因为在老家有住房,他申请廉租房没有通过审核。他现在正在一家按摩店里当学徒,其他学徒都是年轻人,他是年纪最大的那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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